The Turbulence of Migration 

跨碩一 王錦娥

【The “chaos” of global migration】

    由於受到住居的種種限制，現今流動勞力的移動已和以往大相逕庭，

主要移民地已不再是世界地圖上北邊、西邊的大都會城市，(如紐約、巴黎、倫敦)，取而代之的是東邊和南邊的首都城市。這樣的轉變，值得思考的是：因為這些地方工作的遠景看好？亦或是有其他原由？現今，人們遷徙的因素種類繁多。

    北美地區自由貿易協定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越過美洲；非洲境內政治及種族的衝突，致使數百萬人遠離家園；在菲律賓，受過教育的婦女寧願接受被剝削不合理的契約，遠赴波斯灣國家當女傭。這些情況下遷移的人，也可算是「移民」嗎？

    早期，不論是16至19世紀中， 殖民者從事的企業開拓活動；或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的工業化、都市化的過程中，世界移民地圖中，仍以歐洲中心居主導地位。這段時期的典型移民軌道，不外是那些居住在農業社會中的農(粗鄙的)人移往工業核心的國家的路徑。(西歐、美、加、澳洲)

    對很多移民者來說，他們對新國度的第一印象，幾乎是站在船上的甲板上瞥見的那一剎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移民美國的移民者大都在紐約另一端的艾利斯島登陸，艾利斯島和當年登陸的碼頭如今已成為博物館的一部分。20世紀末，航空器發明，成為大眾運輸的主要方式，移民者登陸的地點變為現代化的機場(Marc Auge稱機場為非場所)。這樣的改變，使得從第三世界的農村到第一世界的城市，這段旅程短短不過數小時。

     時下全球移民的潮流正處於多頭方向的階段。早期移民是在中央/邊緣兩者間，以線形往返遷移方式；現在，我們可以稱它是一種「紊流」--混亂的流動。移民的紊流是一種多重方向且難以預測它伴隨的改變。但是這不代表它移動的模式是隨機且完全開放式的，遷移路徑中存在著障礙和反對勢力，這些障礙和反對勢力不僅是阻止遷移前進的原因，也是促使遷移開拓新路徑的因素；就像旅客會小心翼翼去掌控自身的行程，而不會讓自身航向未知的目的地。

    工作和移民之間的關係一向是不穩定且矛盾的，19世紀工業發展和城市快速擴張的情形下，移民者能受雇與否會因人力需求的多寡而改變；在受控於妥協的契約下，移民的公民和工作權嚴重受到限制，在短期受僱的契約下，移民者受到嚴格的管理和人權的剝削日益嚴重；為了得到受雇機會，非法移民進入國家的數量愈來愈多，這些非法移民者，在有治安的國家中戰戰兢兢的生活，除了容易受到剝削外，還得隨時面對被遣返恐懼。

    在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模式中，轉移方式已經完全改變，資訊科技的變革對遷移勞動的形式造成劇烈的衝擊。工作上，所謂新式有彈性的教條，代表著工作階層的社群，工作地點並不能被保證在住家附近，因此在交通和路況日益不佳的情況下，上班通勤時間二至三個小時是稀鬆平常的事(如莫斯科、洛杉磯)；為因應科技不斷更新及日益競爭的市場，在政客隔海也能操控勞力的情況下，勞工必須面臨工作地點隨時更動及技術過時被裁撤的危機。

    全球媒體工業的浮現，代表了文化大量的互相流通。但不代表接受和認同的模式是同質性的。這些來自全球多樣性的符號，縱橫交織成當代文化系統，文化不再被解讀為只在特定的區域反應特定的習俗。因應這個觀點，全球化和移民則會導致文化的去疆界化。

    移民不是現代專屬的特點。不管是文化交流、貿易網絡及translocal identities，早就一直存在於歷史中。似乎所有的文化，會有一套和他者區別的機制，或是選擇性的吸收他者成為自身的一部分。雖然，絲路的發現以及在埃及人的墓地內發現古柯鹼，顯示出地中海、中國及南美洲之間存在著關連；時至今日，我們對於有關遠古時期航海範圍的知識仍是粗略的，即便是Thor Heyerdahl’s重建古代技術橫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對於現代時期前的遠距離的航海技術，我們所知的不過是九牛一毛。

    在日新月異交通工具的發明之前，不論是移動的頻率、移民的數量或是可跨越的距離等，都受到限制。不論是在移民量、溝通網絡、經濟互依形式上，移民的這股紊流已是顯而易見了。現代的移民，已不再是以往侷限於男性的城市鄉巴佬陳規的圖像。不論是在製造業、電子組裝生產線或是傭人，女性已經站在全球移民的最前線。65%斯里蘭卡的移民、78%印尼移民是女性。在身分認同賦予下，被奉為圭臬的民族/國家 的典範，致使對移民的這股流動有偏狹的理解。

【Modernity and Migration】

    這股移居的流動並是被非認定在某特定時期或特定地點的影響。大部分有關移民的研究多在檢驗屬於民族/國家 中的界限和結構，很多研究顯示，在新社會的建立中，移民扮演即具意義的角色；少數研究甚至宣稱，移民已是現代社會組成方式裡的核心力量。存在於移居和定居之間繃緊的狀態，亦是組構成現代生活的一部分。由如德希達(Derrida)所言—流亡情形一直是位處於 民族/國家的中心位置。移民和現代性之間的確切關聯仍是不清晰的；有關旅程的隱喻、他者的圖像和錯置的經驗等等已是現代眾多文化表述的核心。

    在社學理論中，移民經驗和現代性視覺的關連仍處於晦暗不明，甚至欠缺概念化來轉成一股外在力量。藝術家不僅是社群中較有行動力的成員，也常是在地和全球之間轉化的先驅者。因應現代性而起的一些特點和改變有其重要性：如都市和鄉村間不平等的轉變關係、技術更甚於傳統的穩定物價措施、世俗主義的社會價值和宗教信仰間的震盪、個人和群體之間的衝突等等。

    移居不僅僅是從一地到另一地的轉移經驗，它還牽涉到臆測選擇的能力，旅程中暗喻著美好生活的夢想及失去的夢靨。現代性的旅程—曾經企求根基行動於穩固的理由，或是建立一套理性的秩序，來取代先前相信事實和論證能取代教條和信仰如此愚蠢且令人不解的形式—如今已向那未知無止盡的方向前進。

     Zygmunt Bauman的後現代敘述並非在昭告現代性的結束或後現代性的成功，而是在評論現代性已喪失他的方向和動力。現代性標榜的進步不再是線性進程；在Zygmunt Bauman看來，後現代性的特點在於不再預測未來並繼續向前邁進。

    從認同表述轉變中，我們可以見證到現代性無止盡的軌跡。Zygmunt Bauman指出，現代性中人類主體的建構已由清教徒形式轉成為觀光客，這樣的轉變不僅牽涉到介於原生地和敬畏中不穩定的文化符碼，也牽涉到個人生命敘述中對命運觀感及歸屬感間的不協調。家和神殿的意義已不再是侷限於固定的地點，人生旅程中，遷移和目的所架構成的十字座標，被懸置在無盡的舞台上。

    錯置的動力是現代性中移民的本質，在現代性中移民常被解讀為是一段過渡時期，因此早期社會學模式，常以創傷和崩解來表述移民。政治和經濟結構在移民的規章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移民身處移居國中的社經劣勢，是致使文化交流產生歪曲的原因；不論是社會學主流強調的的層理級別和整合，或是評論學校所著重的矛盾和衝突，這些都是屬於社會的全部制度；因此移民被看待成是這個制度中額外的必須以及不受歡迎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