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界仁 我懷疑你是要偷渡 http://ccjonstrike.blogspot.com/
移民的湍流
現代中的外來者
在所有界定移民的意義的古典社會理論學者當中，喬治‧西墨爾是較為特別的一位，來自於他對外來者的境況和感受的關注。並且，甚至他的論述並未能提供我們，一種可作為任何”來自全球性遷移的疏離情境的產生”的普遍性詮釋模式。在他的論述中，對”外來者”在界定上的侷限建立在兩個方向上。
首先，有一個幾乎無法察覺的省略介於外移者的數據和對於”疏離”一詞，被當成了一種具創造性和批判性的修辭上轉喻的過程；特別是在近來在性別和文化差異方面的爭論，以經造成了混淆。
第二點，西墨爾對於外來者的建構是深植在一連串的二分法的邏輯之上，比方我們之於他們，現代之於傳統，當事者之於外在的旁觀者；正當外來者在這些定位當中搖擺不定之際，他用一種先驗的方式將外來者以二元論的方式來定義。
在當下階段，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更為多元的架構，用以區分；是具可行性的，可以處理在”排斥”和”相容”之間的切換模式的。
在我們的日常中，有一些鄰居來自遠方國度的外來者比鄰而居，早已經習以為常。
工作保險是我們做為對一個跨國企業的優先考量。我們對文化的認知體系，是透過來自於許多不同地方的符碼系統的互動交融，而形塑建立。我們對於身分的認知，也無法凌駕或自外於這樣的轉變，而是更緊密的鏈結於這些轉變。然而，這樣的身分論述卻時常約束和窄化了身分認知的定義。特別在於對農民、移民、少數族群在傳統分類的界定中，所反映出的根本價值和所體現出來的排他性的操作。身分認同被限制是透過一種特殊的本質性觀點，差易來自對立，並且透過一種介於外來者和本居者之間的既有的分際來維持。而這樣的論述模式，在當下的社會情境中，是站不住腳的。
社區的差異
如同我在第八章所論證的。在當下的身分問題的爭論中，有一些人，根據在正在在進行中的，對於在生活描述〈而非既定的預設立場〉的差異和解，他們揭示了轉換概念框架之必要。
身分認同的問題並不能透過決斷的、單一且一成不變的方法，把任何事物拉回到事物本質，就關閉了改變的平台。
在過往，界定身分認同是一種”意義上的角力”的作用。在現在，並沒有一種排他的權力來裁定身分界定的所有可能性。
今天所有對外來者的刻板印象〈好比政庇護的尋求者、吉普賽人、逃難者〉，在媒體網路上的不斷擴展，已經逐各的鬆動了殖民國的中心極點座標和邊際。
這些外來者的“身分認同”被媒體和自身既定的刻板印象，受到了關鍵性的影響。
承接著這樣的來龍去脈，矛盾的狀態延續著對於外來者的對抗，於是極端的形成。
綜觀近來在於身分認同的爭辯是在於身分與身分之間所建立的關係方面。
一個身分識別的建構，在其中總是必須同時伴隨著更廣泛性的社會性認知。
薩伊德特別提出了對潮流中排外主義的身分認同政策的批判。他抨擊在現行政策當中的種族查核，已然被一種偏離而位移的邏輯所擺弄操控，在這裡一個種族與另一個種族的的特質對照比較，是為了威權學者的地位。
混種是一種陳述文化認同差異的意義最有用的觀念。
在Homi Bahabha和Stuart Hall對混種的界定，混種不只是本質的和影響上的複合、複雜且矛盾。並且還著重於我們自身在世界上的感受是不完整的。自我形象是透過和他人的互動被形塑的，並非是先驗既有的。這樣的混種的解釋，直接指向較早科學性的對混種的枯燥的斷言。
混種的角色在社會的文化差異中，扮演橋接的角色。
以混種來做為一種身分認同的型態，透過轉換和溝通，可以將兩種移動和銜接的力量併置。在不同的身分定位當中提共一種新的理解方式。
在現代社會中，不止息的物力論的後果就是溝通的疆界就像其他的基本常是一樣徹底的改變了。當我們要了解文化的流向改變，可以從兩種不同的透事觀點來理解。
一、人們的遷移是一種象徵性的循環。
二、新形態的文化變遷，不需要透過人們的遷移而發生。
這樣的轉變在屬於文化政治方面，很確切的連結到媒體科技。
Benedict Anderson追蹤印刷傳播和大眾文學的影響，導向他所謂的，想像的溝通。
一旦文本可以被更大量的再現並且在更廣大的幅員流通，那麼人們將會建立一種新的從屬關係。社區建立在較少的地緣因素，而較多是透過通行的語言和想法的分享。人們歸屬感透過信任的建構，超越了日常性面對面的義務和責任性質的接觸。
這樣的革命開始於印刷資本主義。它改變了意義上的“團結”，因為它擴大了傳播的可能性， 改變了“我們”和“他們” 敘述，來自於相機和電腦的電子通信媒體的支配。
就像麥克魯漢曾經預言過的一個新的”社群主義”的誕生。然而他也提出對於電子通信的駕馭是中斷的，nothing can be further from the spirit of the new technology than "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
對他而言,這個空間關係的徹底改革標示著人們從距離中解放出來，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網路，將會占據整個星球。
這樣的激越並未展現在所有的關於電子通信科技的看法上。
Guy Debord預言了：新科技的溝通介面將更廣泛的人們選擇使用，這將反映出既得利益者的權力。不論我們是否同意都已經不再需要懷疑，隨著媒體所扮演的角色逐漸增加，以經導引出政治的解放和文化的豐富拓展。
而是”誰”鉤住箍住這樣的巡迴，這巡迴當中有一系列關於個人知覺與集合記憶的轉換。
Paul Virilio也批評著這件事，當螢幕之配著後工業時代的內在，公民社會中的道德密度是被剖解的：
在二十世紀末，都會空間瞬時的喪失了在地理政治學上的利益，因為科技技術將強烈的顛覆我們原先的社會結構。這樣的一個系統蘊含的是，在某種人與機器的互動層面而言，人們將從對於面對面、生活化的接觸的關注當中放逐……
Scott McQuire剖析了一些深層哲學性和文化路徑的交會，在攝影技術、現代化的取代的節點上。
解釋的限度
從六七零年代時到八零年代早期，在社會學的研究方向上，有許多關於移民的論辯，如何的解釋，如何的定義。他並非就只是發生了，並且是透過其他事件造成。
這樣辯論大致透過兩種觀點：其一，透過唯意志論的觀點來透視，勾勒出”移動”的情狀由是兩種力量所肇因，一為向內的拉引、一為向外的推赤斥。
其二，從政治經濟的建構主義觀點，追蹤紀錄移民的遷移，是根據著資本社會的國際分野，西方北方是以工業化的資本社會、而東方和南方則是以農業為本。
這兩種詮釋都有解釋的極限，但兩種觀點的衝突逐漸趨緩而平靜。在當代對移民的看法，趨向結合上述的兩種”唯意志論”和”建構主義”的概念。但是從舊有的理論架構延展而生的新的普遍性論述卻很缺乏。這造成我們對於移民現象的流動，在知識理解上的嚴重的缺口。
為繼續解釋造成移民的原因和後果的其他可能的力量，社會科學家們採取一種過時的機械性觀點。
無論是保守的功能主義和進步馬克思主義的模式，往往在解釋人類活動用一種”水泵系統”的觀點。而造就移動的能量取決於工業生產力的需求，以及國家政策的規範，作為控制的水閥。當工業對勞工有需求，政府就調整政策的水閥，來開放或限制移民的流量。
而這樣粗造未經琢磨的理論模式，並不能顧及到我所謂的”自動物力論”以及”複合向量”的移民流動，在這個移民湍流的階段。社會科學家版本的水泵模型，做了一種均衡的假設，假定一個參與的力量出現，是為了取代另一個其他的力量；或者是被一個預先存在的真空所吸引進入。這種建構主義的模式，還調換到移民的主觀性和生命敘述。建構了一種”移民就是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許多社會科學對移民的敘述，站在二元論的矛盾立場相互批判。都是為了在學術上爭地盤。本書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提供各種可能的模式來理解文化交流的概念。
省思社會當中的文化差異的這個任務，這是個起步。這反思的工作，在未來還需要至少兩個層次的步驟：
第一、甚麼東西可以加進來這個文化交流的轉換的概念框架當中，介於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基於這項任務的艱鉅，這可能是值得首先被注意和採取的步驟。有一些學者對於現行多元複合文化的社會政策，站在國際化觀點發表意見。而對於政策軌道，以及表述文化差異的哲學框架匱乏，也有一些的對立的爭論正在發生……
第二、和麼樣的理論框架可以建構不同文化之間的協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
以及弱勢族群的權力在現行的司法裁判之下，該如何發聲。
本書的目的不只是想成就這一個反省在全球化之下的文化認同的工作，並順著這些脈絡，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正在發生在我們周圍的變化。
這一份任務，特別顯現在由多元文化所構成的美國和澳洲。在公民權運動的三十年後，政治領袖現在不得不去面對這個曾經因文化差異而犯下過的罪行。當澳洲原住民在為大屠殺事件所遺留的後遺症奮鬥之際；諸如澳洲是世界上最高的嬰兒死亡率的國家、年輕人在羈押程序當中無顧身亡，尋求透過法院所裁定的補償，使被侵奪土地權利的後代子嗣，更能融入白人社會。澳洲總理卻動搖了他的道德意志。他回應這些要求，他堅決認為當下的政權不需要承擔這過往的沉重責任。
此期間，他正致力於鞏固一條路徑，讓礦業和畜牧的利益回饋給澳洲受虧損的原住民。
跨越太平洋，在美國加州的Regent大學的Ward Connely，他是個黑人。很確切的察覺到一個統計數字，每年在完成大學學歷的黑人男性當中，有一百個入獄。前總統柯林頓嘗試發起一個”空前的大型的種族對話”因為他主張”美國人民的去從是超越種族議題的”。
到底在怎樣的框架當中，有可能跨越種族和反省文化差異的議題。至今少有成功的案例根據。操作讓制度化的種族主義暴露自身，第一步的做法就是拆除結構和類型的統治。為批判體制的權力和公義，新的科技和策略是必不可少的。為要讓機會均等的自由原則，似乎也無法實現讓社會公平的任務，也經常因為本身內部文化中立的觀點不一，產生爭論。
是否應該要由一個中心支配著周邊的其他？是否少數族群的定位會威脅到社會的凝聚力？這些問題增益多元文化的爭論，開始思考著是誰在界定著社會的邊界範圍？包容的底線在哪裡？還有哪種身分是被認為可以跟現代社會的符碼並存的？
這雖不是一個新現象，但是移民從來不曾如此多元方向，位移的經驗也從未像現今如此多元的維度、象限。
一位表演藝術家同時也是BORDER ARTS研討會的基本成員之一的Guillermo Gomez-Pena，他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是誰？”他的回答是：我是多員組成的一段旅程，也是混雜了許多他方的原點。這不是在陳述一個標榜著異國情調的傳記，而是一種矛盾且複雜的隱喻……
我是一個墨西哥人在美國的國境醒來，我有墨西哥人的靈魂，墨西哥人的心和身體；我的觀眾只是片面了解我的文化背景美國人，我的藝術作品必須讓他們好理解。這問題每天困擾著我。我必須趨迫自己去跨越這界限，並且這很少可以得到從來自其他地方的人們的幫助。
我的精神就像是住在兩種不同文化和兩個時代之間，我有兩間小屋，一個在墨西哥市，一個在紐約。以文化觀點來看，這兩地就像是相隔了一千光年一般。我有時也會在加州，造成的結果，一年中我有時候是墨西哥人，有時是墨裔美國人，有時我走路跨越邊境、有時乘車、有時搭飛機。
當我在墨西哥這一端，我和拉丁美洲一些城市的大眾文化、以及古老的儀典有很緊密的連結。而當我身處美國這一端，我面對到許多高科技和特別的形式的東西。再回到墨西哥，我受到許多反文化的洗禮：地震後的反對運動。當我再次回到美國，我成了跨越文化思考的其中一員，這樣的思考正從美國社會中種族縫隙開始展開。我的歷程不只是南北之間的移動，而是介於過往和未來之間，在英文和西文之間、從我所來自到彼方之間。
文化身分正在擴展甚至爆量，排除在傳統政治的排他性的民族國家的分類之外。然而，我們如何能夠具體描述某種身分是不符合民族血統的呢？要領略其中的複雜的困難，連結到理論學者正面臨到的一些根本問題：甚麼才是社會的疆界？文化是如何生存的？我們如何理解機構？
如今，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模組，不只是因為密度、速度、和當下移民流動的多向性已經阻礙了分析家的分析工作，也質疑了早期的理論；還因為他們也必需要涉及到在全球化階段的經濟和文化的部分。在經濟活動當中的去中心化和非物質化召喚了”去地方性的資本”以及”無家可歸的問題”。必要的決策影響著本土經濟在其他地方越來越多。向Lash和Urry所講的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組織資本的末了”的時代，動盪的國家不應該召喚混淆的”後現代的不確定性”。這很簡要的說明了經濟和社會活動的結點，既不是對等空間的整合，也不是隨著民族國家的節奏而同步。關於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擴張的二元論和線性對立論，已經不再適合用來描繪當代遷移流動的座標了。比較合適用另外一種新的”多元迴路”的格式來描繪。
承襲這樣的脈絡，移民的經歷可能比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更加的不確定(危險)。儘管多元文化的渲染，加上知識普及的概念，好比大的移民潮或者是混種；我們對移民者所能想像得到的範圍，還充斥著是傳教隊、貧民窟、和一些不法勾當的印象。取而代之的並不是普通而是更複雜的經驗。在規範的邊界或是社區內成員的物理座標都在移動。德西達的觀點是我們值得參考的，從社會科學的方面來描繪人們移動的軌跡或是結果，還要問一個基本性的問題是”是什麼賦予它的開始運動？”在我們這的動盪的時代，一個不同的觀點將問題帶入可被解讀的模式當中，展開我們對於機械論框架的因果的認知轉變。
一種對話式的方式，比起支配著社會科學的獨白式的進部主義者的論述，在未來更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移民者如何用一種複雜的移動方式，來參予也重新形塑這個社群世界的樣貌。或許這是一個好的時機點，給社會學者來面對這日益複雜的，關於美學知覺讓步的現實狀況的論述。
七零年代早期，歐洲的移民計畫中斷，John Berger寫下來一些話：
一個人決心要移民必須看見世界經濟系統的脈絡，他這樣講不是要強化政治理論，而是對這個人而言真實而切身的價值。而這所說的經濟系統就是新殖民主義。
經濟理論可以展現這個系統，在發展中的創造，促成移民者的調節；也可以展現經濟系統須要一種特別的自由力量……,在經濟理論的的必須性語言是很抽象的，很難讓移民者掌握了解自己的命運，須要少一點抽象的敘述，多一些隱喻，然而隱喻是暫時的，無法取代理論。
他自己的遷移就像是別人夢中的一個事件，作為他人夢中的一個人物，他偶而意外的看來像是行動自主，其實是被坐這個夢的他者支配的，除非他反抗。丟開這個隱喻，移民的意向其實是被歷史需求所滲透，不論是他還是他遇到的暪個人是否察覺。這就是為甚麼，他是個活在別人夢中的人…
參考資料
在澳洲，種族歧視是一件很敏感的話題，也是相當嚴重的一件刑事罪。很多人不願意談，也避免碰觸到它，但不表示它不存在。事實上連國人最想去的美國和英國，種族歧視的情況已經到了明目張膽，公然進行的事了。前陣子美國黑人教堂被燒的事件，總統柯林頓也公開承認，美國確實存在著種族歧視﹙discrimination﹚。
每次在各種場合中，家長或同學除了諮詢留學適宜外，一定會補上一句：『澳洲還有種族歧視嗎？』。事實上，澳洲過去的問題，充其量是『白澳政策』，距離英國，美國，法國等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膚色歧視，明目張膽的街上或公共場合，明叫著『黑鬼』，『老中』，澳洲真的是安靜多了。
澳洲不想造成美國和南非那樣的種族糾紛局面.
每一個國家都有權自由處理自己的內政事務.移民是國家內政以內的事, 澳洲歡迎那種人, 可以自由決定.就像有人請客時沒寄給你一份請帖, 你並沒理由生氣一樣.我想我們有色人種必定十分了解澳洲人的心情. "白澳"兩字並不存在澳洲正式文獻內(至少在目前看不到), 澳洲的移民政策也不停地在改變,在放寬.
種族岐視最主要的是我優彼劣的成見,我們遇事應該反躬自問,如果易地而處,我們將會採取怎樣的態度.種族與種族,社會與社會,國與國間,原本沒有感情可言.如果一方面不知道自強,而希望另一方面牢牢記住"上帝之前人類平等"這句話,結果一定免不了痛心和絕望.
最近在澳洲的移民事實
自一九四五年迄今，大約有五百四十萬人移民至澳洲，二次大戰後的五十年內，拜移民所賜，澳洲人口自七百萬上升至一千八百五十萬。
今天，全澳洲人口中，每四人就有一人(約23%)是在海外出生：約 7% 是在英國和愛爾蘭出生，其餘依為 6.4% 在歐洲大陸、4.8%在亞洲，2.1%在大洋洲，1.2%在中東，2%在其他區域出生。
澳洲採用一視同仁，毫無歧視的移民政策。任何人，不論種族、原籍、性別或宗教都可申請移民是否獲准完全在於申請人的能力是否合乎移民標準。該標準是根據澳洲國家利益及需求所擬定。
寶玲．韓生的軒然大波
自從澳洲無黨籍國會議員寶玲．韓生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發表演講以來，關於澳洲境內移民及種族等問題，在澳洲國內外廣泛地為媒體所報導。某些報導對澳洲政府之無歧視移民政策的承諾，及對種族歧視的態度，投以懷疑的眼光。
雖然韓生的言論的確觸動了不少澳洲人的心弦(尤其是那些傾向把失業等經濟困境和移民做聯想的人)，但大多數的報導卻是誤導的。尤其是用所謂的“民意調查”，指出大部份的澳洲人支持韓生的觀點。這些民調的本質或所問的問題，都不禁讓人對這些調查的有效性及結果，產生懷疑。
澳洲政府和所有主要政黨都己強烈保證，澳洲會信守無歧視移民政策的承諾，同時也表達了對種歧視及偏見的憎惡。這些都詳載於一項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眾議院無異議通過的動議案內。無異議支持一項國會動議，在澳洲頗不尋常，所以這一次，清楚地反應出澳洲上下對無歧視原則和平等權利的支持，不論其種族、膚色、宗教和原籍為何。這項動議：
重申朝野兩黨承諾，所有澳洲人都享有同等權利。無論他們的種族、膚色、宗教和原籍為何。
重申朝野兩黨對無歧視移民政策的支持：種族、膚色、宗教或原籍都不是澳洲移民計畫中的決定因素。
在最近的一些聲明中，澳洲政府包括總理霍華德，對澳洲境內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這些年來對澳洲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貢獻，給予極高的評價。
特別是，總理以及各部會首長明文記載他們對種族偏見的憎惡，並且承認和歡迎澳洲亞裔的寶貴貢獻。這些亞裔澳洲人的權利，就像其他所有澳洲人的權利一樣，都應該得到同等的尊重。
對澳洲而言，移民是發展國際關係的重要元素 特別是對亞太區域而言。區域內人與人之間的牢固關係，可促使澳洲在亞太區域內的廣泛參與，更形穩固。澳洲政府承諾，將繼續加強澳洲在亞太區域內的參與。她將視區域內的夥伴如朋友、鄰居。除此之外，澳洲的國家利益－經濟的、策略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和我們在亞洲的雙邊關係，以及區域合作的參與，密不可分。
白澳政策的由來
社會上有地位和聲望的聞人，名教授，學者，學生，私人企業機構，和商店餐館裏的人，大家都會異口同聲的告訴你：他們懷念祖國，也喜愛澳洲。有色人種要想進入澳洲固然不容易，但一旦澳洲接受了你，大家都得到平等的待遇。
白澳政策曾是澳洲最有名的國策，追溯根本，最主要的是對付華僑，(以後擴及太平洋島民(Kanakas), 進一步凡是有色人種如印度人，日本人都在排斥之列。)原因複雜，而且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許多澳洲人提到這件事，都會表示遺憾的說：『不要再提"白澳政策"這句話，這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名詞了。』
一七八八年菲律浦船長率領第一艦隊在雪梨灣登陸時，澳洲只是罪犯充軍的地方，既沒有人打算獨占，也沒有誰料想得到有日它會被建立為一個國家。既然計劃中要把這塊土地化為英國的倉庫，第一件事便是招募勞工來墾荒。研究的結果，都認為中國人最合理想。
一八二九年E.G.Wakefield，在他有名的"Letter from Sydney"中討論到勞工問題，提及印度人和太平洋島民，有關中國人的部份他這麼說：『在亞洲人中，中國人最勤勞而且能幹，他們願意向外移殖，相信可以在一世紀內，把這片荒地化為綠洲。』。
一八五零年代開始，數以百計的中國人應募到了澳洲，就是所謂的契約工(Contract Labour)，訂的是五年的合約，期滿後可以聽其自願留在澳洲，這可說是中國人在澳洲最受歡迎的時期。中國人和歐洲人最初發生衝突，是在黃金礦場上。從一八五四年開始到候來愈鬧愈烈，那時候的情勢是這樣釀成的：
礦場上的黃金漸漸被掘盡，歐洲人跋涉萬里到澳洲的目的是掏金，不但所得的不如理想，有時候連所付的代價也白白花費了。中國人有耐性，肯吃苦，易滿足，遇事契而不捨，歐洲人決定拋棄的"廢墟"，到了中國人的手中，卻成為藏金量豐富的礦脈。當時澳洲流行的一句俗話--"中國人的好運氣" (Chinaman's Luck)，到現在還時常有人提起。跟著"好運氣"來的是歐洲人的嫉妒和隱憂，認為中國人將要搶盡他們的機會，同時會使他們的生活水準降低。
當時到澳洲的中國人，既然是應徵而去的勞工，教育程度和知識水準自然較差，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會說英語，語言的隔閡，影響了雙方面的諒解和合作。東西風俗習慣不同，部份中國人不知道講求衛生，凡是中國人聚集的地方， 都被認為齷齪的地區。而且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國人走到那裏，鴉片煙和賭博也就跟到那裏，他們認為那是中國人的習性。
這些史蹟都可以在昔日的礦場博物館中見到。加上清廷腐敗，喪權失地，多次訂城下之盟，國際地位日低，無法給人民有力量的支持。於是連帶的中國人所建的廟宇，所穿的衣服，所蓄的長辮子，也成為西方人輕視和調侃的對象了。
八五四年雙方在維多利亞州發生摩擦，雖然次數頻仍，但都被及時鎮壓住。一八五七年在Buckland River邊，終於發生了大衝突，中國人死傷很多，物質的損失也不輕。一八六一年新南威爾斯州Young附近的Lambing Flat，又有一次排華的暴動，歐洲礦工開會，決定把中國人趕走。接著，州議會通過條例，限制華人入境。.
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八O年的二十年間，中國人和澳洲人的感情愈加惡化，澳洲人的排華心情，逐漸變為白澳的論調，這時正逢澳洲的勞工運動勃興，勞資鬥爭日趨激烈。一八七八年十一月海員罷工，資方雇用中國人為海員，這一來激起勞工的憤懣，中國人被視為資本家的工具，而成了勞工運動的叛徒。於是"中國人問題"，更成為澳洲的一個重大的問題。
一八八O年Intercolonial Conference在雪梨召開，新南威爾斯州首相Henry Parkes為主席，呼籲各殖民地採取一致行動，以遏止因中國人所引起的嚴重後果，這一動議立被通過，但是南澳代表保留意見，因為他們決定由政府出資招募華工。
一八八八年澳洲排華情緒進入最高潮，華僑處境苦不堪言。那時又值澳洲經濟不景氣，人民情緒低落，加上強烈的民族意識，排華已不限於勞工階級了。當時美國舊金山也醞釀著排斥華人。
清廷便採取行動，派員出國調查。駐英公使劉瑞芬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以一八六O年中英條約為根據，要求英國尊重約文，制止這種情勢繼續發展。
這一場抗議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英國人對清廷敷衍一番，澳洲方面卻很不愉快，帕克斯憤怒的說：中國公使要英國注意澳洲行動，實在愚不可及，他簡直把澳洲人當作一群小學生，可以隨時受英國首相的責罵。
一連串的限制法令變本加厲的實行，全國一心，不遺餘力。由於"中國人問題"各殖民地聯合起來，不但排斥了中國人，並且全力對付英國政府。『白澳政策』既然形成，也促使澳洲早日實現了聯邦政府。
Percy Campbell在他的"Asiatic Immigration into Australia"一書中有這樣的一段話：『..........無疑地，在一八七六年以前，如果想創立聯邦政府，必定不容易成功，因為缺乏共同意志所產生的力量作動力。在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八年間，中國人大批湧入，澳洲社會面臨被破壞的危機，使得各殖民地覺醒起來，認為需要一個完整的政治體制來維護自己。』
這的確是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但時至今日，大家已開始了解並冷靜的對這問題，有更客觀更公允的看法。澳洲有識人士早就提議修改這項政策，何以遲遲未見徹底實行，說起來也有他們的一份苦衷：一百多年來『白澳』是澳洲第一國策，人們對它既已習慣，又彷彿是件自然的事，一旦改變誰也不知道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自由黨也好，工黨也好，誰也不敢冒這風險把這問題提出來，一提出來，競選時就沒有人願意投他的票。
然而1980年時這項包袱政策，終於壽終正寢，澳洲也因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多元文化世代。
人口推拉理論
人口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 在1959 年Bogue 發表人口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推拉理論認為遷移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遷移者受到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push force)以及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pull force)交互作用而成的。
移民研究汗牛充棟，而多數以「推拉理論」為主要分析架構。Bonacich和Cheng（1984）曾批判「推拉理論」，只針對移出國和移入國的「推力」和「拉力」，而無宏觀的分析架構，並提出移民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理論架構圖，主張勞動移民（labor immigration）為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的產物。
「推拉理論」儘管只能解釋現象，卻也引發出一個更高層次的問題：是誰在推？是誰在拉？或者說，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產生推拉效應？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21123356
地球村
是赫伯特‧馬歇爾‧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一九一一年生於加拿大，在一九六○年代就已經被稱為「媒體的先知」，他所創造的「地球村」、「冷、熱媒體」、「「媒體即訊息」等概念，成為全世界人人熟知的名言。
經過各種技術發展所引起歷經三千多年的身體空間延伸，西方社會目前，在約略一世紀間的電子時代裡，正面臨著內爆（imploding）的情形。
過去的機械時代裡，我們將我們的身體延伸至空間中。在電子時代，我們把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延伸為一個全球性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我們廢棄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讓技術模擬意識，並將我們的意識延伸至整個人體的社會中。
這樣的時代有以下種種的特徵：
1. 由於中樞神經和意識的延展，把人與人牽連在一起。因此在電子的人們，不再像機械時代的西方人冷漠超然，而是深度地參與人和人之間的每個行動。
2. 地球在電子時代愈縮愈小，變得就像村落一樣。所有的社會與政治活動急速內縮，人類的責任和知覺也隨之愈來愈強烈。
3. 電子時代完全不用在意任何「觀點」而是一個涵括性的影像。同時電子時代的人們都被強迫承諾和參與。
作者欲透過這本書找到一樣電子時代最終和諧的信念。因此作者在書中發展了幾樣重要的論點
一、 媒體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傳播工具是我們意志的延伸，傳播科技對我們和對社會的影響是由於一樣新的尺度所造成。這種新的尺度是由新的科技和我們的意識延伸來引進到我們的生活事務中。也就是，新的傳播工具的發明，會控制且塑造人際聯繫與活動的規模和形式。例如鐵軌發明創造新的城市類型。
往往我們過於重視「內容」而忽略了媒體的重要性。而「內容」本身也是種媒體。例如電影的「內容」，是一部小說和劇本。書寫和印刷的「內容」則是言語。「言語」和「小說」皆是媒體。
在每個時代中，因為使用媒體的不同，造成了人際關係和社會型態的不同。
在部落時代中，口語作為傳播媒介，使得「聽覺」感官成為最重要的接收方式。
文字時代，文字將抽像化為視覺符號，「視覺」取代「聽覺」成為重要的接收媒介。
機械時代，片段化及中央化和連貫的程序為此一時代的特色，人們對社會事務和人際聯繫保持著超然冷漠的態度。
電子時代則打破序列，強調同時出現，片段化被轉移成對全面場域的注意。
由此可見媒介即訊息，媒介在人類社會文化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內容僅是次要。
二、 冷媒及熱媒（Media Hot and Cold）
麥克魯漢將媒體分為冷媒和熱媒，冷媒意謂著低解析度的媒體，即其提供了很少的視覺資訊。熱媒則是高解析度的媒體，其含有豐富的資訊性。然而就觀眾而言，熱媒體參與度低，冷媒體的參與度和觀眾完成補足的程度高。例如，電話和收音機來比較，電話為冷媒體，收音機為熱媒體。
熱型式的媒介會造成排除，冷型式的媒介則會涵括既有的媒介。同時熱媒介也會崩壞社會既有的文化形式。冷媒介則透過「壓抑」和「忘卻」促發被「學習」和被「吸收」。
三、 過熱媒體的逆反（Reversal of the Overheated Medium）
當熱媒體過熱的時候，會產生逆反的現象。
逆反的現象在於，將真實變成幻想，將東方變為西方。機械時代的加速到電子形式時，就使得「外爆」便成為「內爆」（例如，過熱的印刷媒體發生逆反）。世界上的每個人因為電子時代，而創造出人與人生活極度親近的事實。
此外，任何媒體或結構中都會發生系統突然變成另外一種系統，或者是突破疆界的情形。像是鄉村從工作的地方變為休息的地方，都市則成為工作的地方。
任何系統（媒體）的突破，最常見的原因就是與另一個系統（媒體）產生撞擊而結合。（由此可以窺見數位匯流的影子）
因此，當媒體持續過熱時，將與另一系統產生交配，近而突破原本的系統造成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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